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教育怎么办
来源:信息中心   发布时间:2016年12月29日 15:20
【编者按】XXX总书记首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已成为一个高频词汇,并作为国家“十三五”时期一个发展战略重点。面对经济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教育要有因应之策;而教育自身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从注重“需求侧拉动”转向更加注重“供给侧推动”,要有推动之策;教育与经济相互着力,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还要有协同之策。为推动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教育治理能力,构建与南山“双中心”战略相适应的优质教育体系,南山区相关主管部门将从理论、经费、政策三个方面给予支持,鼓励学校探索创新,协同发展,还将重点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推进新一轮课程改革、加快推进新优质学校建设、提高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强教育系统党的领导、加强教育督导评估、推进管办评分离……通过一揽子配套政策,在供给侧推动教育改革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本刊特选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教育怎么办?》这篇文章,以期对致力于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广大教育决策者和工作者有所启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教育怎么办?
刘云生
【摘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教育所作所为不仅攸关自身发展,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本文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分析,提出教育因应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建立以人口变化为导向的教育规模调节机制、以产业调整为依据的教育转型升级机制、以制度创新为导向的教育改革激活机制。教育自身从注重“需求侧拉动”转向更加注重“供给侧推动”,要建立以遵循教育规律为导向的教育标准管理机制、以明晰权责为抓手的教育公平促进机制、以消除壁垒为重点的教育体系完善机制、以众创众享为手段的教育质量提高机制、以适合学生为根本的教育选择机制。教育与经济两个领域的改革要将“物”与“人”从供给侧有机联通,建立以深层矛盾为指向的教育优先供给机制、以双管齐下为策略的教育短板补充机制、以主动作为为取向的教育尺度衡量机制。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教育领域;经济领域;全面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在阐述“发展主线”时指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能力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1]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经济和社会两大领域,教育属于社会领域,教育所作所为不仅攸关教育自身发展,也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面对经济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教育要有因应之策;而教育自身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从注重“需求侧拉动”转向更加注重“供给侧推动”,要有推动之策;教育与经济相互着力,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还要有协同之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来到一个非同寻常的关键时期和历史性的考验关口,仅仅依靠短中期调控的需求管理已经不能适应客观需要,应当及时引入以制度供给为核心,以改革为统领的‘新供给管理方略’”。[3]本文在政策分析基础上,从制度供给的角度,对“因应”、“推动”和“协同”三策进行阐述,供教育政策研究、制定和实施者参考。
一、因应之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新供给经济学就“经济持续增长”开出的药方。经济理论一般认为,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属于需求侧;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资本、制度、创新等五要素属于供给侧。“需求侧管理更多解决的是短期问题,在经济处于短期波动的环境下,旨在令实际经济增长率尽量贴近即期的潜在增长率,经济过冷了就刺激需求。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重在解决长期问题,从根本上促进潜在增长率的提升。”[4]“十三五”期间,我国着眼长远,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将主要从供给、生产端入手,开展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一般来说,影响经济增长不外乎两个要素:一个是“人”;另一个是“物”,并且两者相互着力,促进或制约着经济增长。教育的核心是解决“人的素质”问题,但必须以“物”作为基础,否则就成了“空中楼阁”。因此,教育与经济增长具有内在的、必然的关联性。一方面,教育可以作为“三驾马车”的内容之一处于经济“需求侧”。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中,把教育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投资选项。德国历史学派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认为,一个国家的最大消费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另一方面,教育也可以作为劳动力、人力资本、制度和创新供给的基础处于经济“供给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工人技能的提高视为经济进步和经济福利增长的基本源泉。以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也认为,教育是提升劳动力和创新的基石,是促进内生性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把脉当下中国经济,从需求侧看,需求不足的同时需求外溢明显。另一方面,需求升级趋势明显,电信、文化娱乐、养老等消费快速增长,绿色、时尚、品质消费空间巨大。而从供给侧来看,我国既存在低层次产业的产能过剩,也存在着高品质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的不足。”[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矛盾的主要方面——供给侧入手,但绝不是无视“需求侧”,恰恰相反,是为了更好满足升级的需求和创造新的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由于教育以不同的方式处于经济的“供给”和“需求”两端,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论是“从供给侧入手”,还是“满足需求侧要求”,都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教育必须有因应之策。
(一)以人口变化为导向,调节教育供给规模
围绕优化劳动力配置这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中央一是推出了“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增加劳动力供给,补充人口红利,这在近期需要增加学前教育供给,中期增加义务教育供给,远期增加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供给;二是推出了“户籍制度改革,化解房地产库存”的政策,“去库存”必将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必然需要增加城镇高中以下教育的供给,而减少农村相应教育的供给;三是推出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政策,人口转移与工业化发展、城镇化空间布局有机结合,人口导出区和人口导入区越来越明显,教育供给发生“位移”是避免不了的。由此,教育将出现“短缺”和“过剩”并存的结构性矛盾。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坚持建立起以人口变化为导向的教育规模调节机制,具体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省级教育统筹机制,加强省级政府对地市和区县高中以下教育在经费投入、师资调配、设备配置等方面的调控,促进教育城乡一体、区域协调发展。二是城乡全域教育规划机制,基于人口变化的预测,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城乡校点布局控制性详细规划,并且这个规划要以时间为序,多阶段规划合成,动态调控教育布局空间,而不是“一锤定音”式的僵死规划。三是城乡校地校产调配机制,基于土地确权,将农村闲置校地复耕,其复耕面积配给给城镇新建学校作为用地指标,其土地转让费用用于扶持薄弱学校;将公立空壳学校校产并入农村薄弱学校,防止闲置校舍及其财产被非教育“侵占”。四是刚性需求供给保障机制,在新建城区和老城人口新增区域,新建或者改扩建幼儿园和中小学,将所在地有入学需求的农村闲置中小学改建成幼儿园,满足“全面二孩政策”和“去房地产库存”所产生的教育需求,防止在城镇通过增加大规模学校和大额班级来解决适龄儿童入学的“将就之计”。
(二)以产业调整为依据,优化教育供给结构
围绕优化土地、自然资源和资本配置这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中央不但推出了“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经济圈”等区域发展大战略,还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改革政策。产业跟着功能走,人口跟着产业走,化解过剩产能和降本增效,努力改善产品和服务供给,必然引起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部分企业将被淘汰,员工需要下岗再就业;部分企业需转型升级,还有一些新兴企业会涌现和崛起,需要大量新型人才。由此,当下教育的人才供给将会失衡,出现“传统人才数量过剩”和“新型人才短缺”并存局面。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建立起以产业调整为依据的教育转型升级机制,具体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产业预测机制,由权威机构组织专家对未来10年、20年,乃至30年产业走向进行研究,每3-5年发布一次预测报告。二是从业报告机制,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每年对各种职业从业情况进行研究,对尚需缺口或过剩情况进行科学研判,向社会发布相应的研究报告,供学校设置专业、学生选择专业,以及就业创业参考。三是区域布局机制,按照经济带、产业带、企业聚集带的分布,布局职业和普通高等院校,让校企合作更加便捷。四是专业课程预警机制。坚持“学有所用”,国家或者省市对高等学校和中职学校专业、课程设置设定“天花板”,每年进行一次“兵棋推演”,一旦在学人数超过就业警戒线,则发出“警报”,要求院校自动调剂专业和招收学生人数。五是转型发展机制,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实施国家和省市两级院校动态调整计划,确保学校类型结构科学合理。当前,尤其要纠正研究型教育规模占比过大、高技能型教育规模占比过小等问题,着力推动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院校转型。四是开放办学机制,既要为化解产能过剩分忧,为下岗再就业人员提供学历升造和就业培训的机会,允许他们回到学校“学习再出发”;也要放眼世界,培养更多走向世界就业创业的人才,尤其是为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培养国际化人才;还要加强对外教育合作,鼓励更多有实力的院校走出去办学,与中国全球化战略“同步共振”。五是用人导向评估机制,教育转型调整好不好,不能由教育自己说了算,要建立起政府搭建平台、社会用人单位为主体、院校主动配合参与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确保人才培养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三)以制度创新为动力,激发教育供给活力
围绕制度、创新这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中央一是加速国企改革,通过兼并重组,发挥好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功能和作用;二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通过强力反腐、打破垄断、放松管制等措施,保护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三是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制造2025”等计划,发挥“互联网+”集众智汇众力的乘数效应,充分释放全社会创业创新潜能;四是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放宽市场准入。这既为教育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又对被认为是“计划经济最后一块堡垒”的教育重构内外关系提出了挑战,“计划监控模式”与“市场调节模式”的制度冲突将越来越凸显。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建立起以制度创新为导向的教育改革激活机制。一是创新教育治理模式,以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激发学校办学活力为出发点,制定《学校法》或类似法规,和目前正在推进的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重构同步,明晰政府宏观调控、学校自主办学和市场积极参与的新型关系,通过政府权利清单、学校责任清单、市场负面清单等划定各方教育权责。二是创新现代学制,建立覆盖各级各类教育的学分制度体系,增设创新创业必修学分,设置创新课程和实践学习课程,推动传承性教育、生长性教育、规制性教育和创造性教育的和谐统一;建立弹性学制,推动院校之间、线上线下之间、专业与专业之间有条件的学分互认,从制度上保障教育灵活多样,尤其是“双创”在教育体系内更好的孕育和发展。三是创新教师管理制度,教师是教育创新的主力军,也是“万众创新”一支特别重要的力量,要不断提高教师待遇,搭建科研、育人平台,从制度上确保教师“愿意创新、能够创新、出好创新成果”。四是创新资源配置机制,要在市场负面清单中明确教育公益性底线,以及市场“非准不入”的领域或者事项,其余则放开,让市场充分参与,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多形态的教育产品。可以预见,在我们这个尊师重教的国度里,一旦被压抑了的教育消费热情被点燃,会有多么巨大的市场,出现多少新的教育消费,又会创造多少教育奇迹。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政府一定要解放思想,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作用。
二、推动之策
教育和经济一样,也有“供给”和“需求”两侧。教育改革同样可以分为需求侧改革和供给侧改革两种方式。从改革开放近40年的历史来看,瞄准需求,从供给侧入手实施的一些改革往往能够较好地解决教育存在的突出矛盾。比如,实施“普九”计划,扩大高校招生规模,提高农村学生升入高等学校比例等,对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需求侧入手,采取管控的方式所推进的一些改革,尽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秩序的稳定,但副作用也不少。比如,划片就近入学,事实上人为控制了择校消费;拒绝民办教育盈利,事实上限制了教育投资;提高中外合作办学门槛,事实上抑制了教育产品国际间“流通”。“污染、城镇化、医疗、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如从需求侧来分析和解决都是消极的。”[6]“解决我国教育的很多老大难问题,早就应该重视‘供给侧’改革”了。[7]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变“控制教育需求”为“顺应教育需求”和“创造教育需求”,加大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但是,教育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照搬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模式,因为两者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一是改革的目的不同,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实现潜在经济增长目标,而教育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促进人的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当然,教育也需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但远远不至于促进经济增长,人的幸福生存和健康发展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二是改革的性质不同,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追求的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化,而教育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前者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后者更加注重发挥政府在教育公共服务中的主导作用。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前者更注重效率,后者更注重公平。三是改革的逻辑不同,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遵循的是经济逻辑,必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而教育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遵循的是教育逻辑,必须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比如,前者要求“降成本”,而后者则不一定,在农村边远山区,即使只有1个孩子入学,也要保证其学校照常运转,不能因为成本高而随意撤并学校,剥夺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基于此,教育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之策主要有:
(一)以遵循规律为底线,坚持教育供给标准
一般来说,教育规律包括人才成长规律、教育教学规律、学校办学规律和教育事业发展规律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让教育供给遵循教育规律,按照教育自身的逻辑来供给教育。真正要将其落到实处,关键是要健全以遵循教育规律为导向的教育标准管理机制。一是健全教育标准体系,将教育规律外化成具体的教育标准体系。这个标准体系至少包括:建立人才成长标准,通过制定各级各类各阶段教育培养目标的基本标准,确保人才培养达到基本要求;建立师资专业标准,通过制定校长、教师、辅导员等各类教育专业人才的基本标准,确保师资具备专业水准;建立学校办学标准,通过制定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的基本标准,对办学规模、设施设备、课程设置、师生占比、学校管理等提出明确要求;建立区域教育事业发展标准,通过制定国家、省市、区县域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标准,对教育投入、人均受教育年限、教育均衡度等指标做出明确要求。二是健全标准修订机制,由于经济社会和人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教育标准的要求也是在不断提升的,我们对教育规律的认识是不断丰富和完善的,也是在不断纠错中逐步提高的。因此,要建立教育标准定期修订制度,每1-2年要对其进行一次小修,每3-5年要对其进行一次大修,根据实际情况抬高教育底线,并引领教育供给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三是推动教育标准化建设,确保每一所学校,每一个教育要素达到基本标准,使教育底线得到保障。比如,设置学校和班级规模“天花板”,就有利于保障每一个在校学生的教育权利不被稀释。当然,教育标准化的意涵是设置教育底线,并不是推进类似于大工业的“标准化机器生产”,决不是要抹杀教育个性,更不是要禁锢教育创新。四是健全达标督查机制,完善政府督导、专业评估、社会依法参与三位一体的教育评估督导制度,实施标准管理,定期开展教育达标督查,督促相关责任单位达成基本的教育标准。各相关教育主体可以提供高于这个标准的教育,但不能低于这个标准。一旦发现达不到基本标准的现象,必须督促相关责任主体限制整改,尽快达标。
(二)以明晰权责为抓手,促进教育供给公平
教育公平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被社会广泛关注。从教育供给侧来看,要提供公平的教育,关键是建立机制,明晰有关各方在促进公平中的权责。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政府教育主体责任机制,要进一步明晰各级政府在发展教育事业中的责任,确保“三个优先”,即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要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要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三个增长”,即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以及《教育法》所规定的相关责任的落实,为每一个公民提供基本的、普惠性的教育公共服务。二是市场供给教育的合理回报机制,坚持教育公益性,并不是政府“大包大揽”,也并不排斥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相反需要吸引市场投资教育。例如,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举办教育,鼓励政府向社会机构购买教育服务,但其回报必须在合理区间之内,并鼓励不获取回报的教育投资活动。其中,将民办教育分为非盈利和盈利两类进行管理十分迫切。即使盈利性质的民办教育,政府也要加强监管,确保学生的受教育权不受侵犯。三是学校教育供给的公平机制,制定促进教育公平的实施办法,摒弃入学、升学、就业中的诸多不公平政策,确保教育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四是社会依法参与和监督的机制,建立教育政策制定听证会制度、实施咨询会制度、实施后评估制度等,让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确保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平性。
(三)以消除壁垒为重点,完善教育供给体系
教育供给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体系是否健全直接影响到教育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当前我国教育供给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同类教育之间横向流通、同类教育之间纵向流通和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的斜向流通不畅。存在类型壁垒,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很难转换,不同院校、专业之间学习转换也十分困难,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互相流动也存在阻力。存在阶段壁垒,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之间的立交桥还没有真正打通。存在区域壁垒,由于不同区域的人享受教育供给的水平差异很大,异地入学、异地中考、异地高考还面临不少政策障碍。这些壁垒让人的学习和发展历程要么“一条道走到黑”,要么“磕磕绊绊走不下去”,无法按照自身的教育需要“纵横畅游”。实施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打通这些壁垒,让教育体系“四通八达”。一是建立教育体系优化模型,对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规模、衔接、配比等做出科学合理的规定,让不同类型、不同阶段、不同区域的教育之间结构合理。二是搭建纵横贯通、斜向联通的教育立交桥,突破固有教育利益格局,消除教育“肠根阻”和“不匹配”现象,让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身需要和教育实际选择不同类型、不同阶段、不同区域的教育,这需要在教育规模调控、招生考试、学籍管理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政策制度。三是完善以人为本的学习制度,在“学籍终身一卡”的基础上,健全“终身学习档案”、“学分终身累计”制度,同时,破除“只看文凭,不看过程”的选人用人制度,让终身学习有制度保障。四是优先发展教育体系中的薄弱教育,就当前而言,要大力发展学前教育、初中教育和职业教育,着力提高各级各类民办教育的质量,支持发展中西部教育,规范社会教育,健全终身教育体系。
(四)以众创众享为手段,提高教育供给质量
在教育质量上,当前我国各级各类优质教育供给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数量少,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需要;二是具有排他性,一旦优质教育被某些人群获得,则其他人群就无法享有,这也是近年来学生出国留学人数不断攀升、大量教育消费流向国外的重要原因。“从根本上说,发展的不竭力量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8]因此,解决之道一是“众创”,依靠所有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提高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质量;二是“众享”,在互联共享中扩散优质教育,做大优质教育蛋糕。这就需要建立众创众享的教育质量提升机制,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招生考试激活机制,深化招生考试改革,不仅仅在公平、质量上导好向,更要在激活上做文章,通过改革,调动学生、教师、家长等各方的积极性,而不是采取“取消考试”、“绩效不能与考试挂钩”等消极做法。二是教育创新奖励推广机制,完善制度,对区域、学校、教师在教育改革中取得的具有真正创新价值的成果予以认定、奖励和推广,推动中小学素质教育、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等真正落地生根,取得实效。三是教育质量评估发布机制,组建具有权威性的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中心,定期抽查各级各类学校、学科专业,甚至具体课程的教学质量,并发布教育质量评估报告。四是优质教育共建机制。推进优质教育集团化,将优质学校和一般学校捆绑在一起发展,实现从点状的优质教育向块状的优质教育突破。推进优质学科专业联动发展,将一定区域内的同一个学科专业或者临近学科专业集合在一起,共同研讨,共同发展,形成一流学科、一流专业集群。推进优秀师资交流互派,将优秀校长、教师轮流派往一般学校任教任职或作指导教师,促进一般学校超越式发展。五是“教育+互联网”机制,通过建立优质教育数据库,推动线上线下教学等形式,将优质教育互联网化,让更多学校、更多学生乃至全社会享有优质教育资源。
(五)以适合学生为根本,推进教育供给选择
真正好的教育是适合学生的教育,是把人的发展能力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的教育。要让教育适合每一个学生,将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潜力、创造潜力都挖掘出来,关键是要让教育有选择性。这里有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要有足够多样化的教育,另一个是要有学生选择教育的权利和机制。当前我国教育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学生的选择空间很有限,并且教育选择的政策壁垒随处可见,压抑了教育的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既不利于人的成长,尤其是创新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样不利于释放社会的教育消费需求。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建立以适合学生为导向的教育选择机制。一是建立教育多样化的政策导向,在制定教育规划和办学标准、实施质量检测和督导评估、拨付教育经费和奖励表彰等时强化办学的多样化和特色化。二是完善教育多样化服务体系,在课程提供上增加可选择的门类,在教材上给予学校选择的权利,在教学上鼓励教师提供多样化的指导服务,在教育投资和消费上给予更多空间。比如,鼓励中外合作建立国际学校,推动“在国内留学”,满足更多的教育消费。三是给予学生教育选择权,打破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院校之间、专业与专业之间教育选择的“阻隔”,建立以学分银行为载体的教育跨界选择机制,逐步让学生在就读学校、课程教材、指导教师、学习年限等方面能够真正“选”起来。四是建立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淘汰机制,当选择学校、专业、课程、教材、教师等的学生人数超过了最低控制线,则启动改组淘汰程序,去除“空壳教育”和“低效教育”。
三、协同之策
教育领域与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密不可分的,两者在内容上有交叉重合之处。比如,提高农村教育公共服务水平,既是教育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也是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两者在作用上相互影响,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然促进教育需求的变化。比如,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必将促进人们对互联网教育的需求,教育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同样影响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败。比如,人口流入地如果没有学校供给“,去房地产库存”就有可能落空。因此,实施两个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物”与“人”从供给侧有机联通,[9]要相互调适,有协同之策。
(一)以深层矛盾为指向,强化教育优先供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优化结构”。“当前发展中总量问题与结构性问题并存,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10]经济结构存在的困境往往是由人才结构所致,由于没有新型人才,所以,相应的新兴经济难以发展,传统经济转型升级必然面临人才结构困境,而人才结构困境背后一定存在教育结构的困境。可以说,教育结构之困境既是经济结构困境的产物,也是制约经济结构调整的“症结”之一。要突破经济结构的困境,根本之策是突破教育结构的困境。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教育结构调整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任务来抓。但要对教育结构进行调整,需要大量的教育经费和资源支撑。比如,普通本科院校要转型为应用技术型院校,需要建设实习实训基地,需要配置双师型教师,需要大量相关耗材。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其落脚点是建立以深层矛盾为指向的教育优先供给机制,在资金投入、人才配置等中要优先考虑教育的需求,尤其是教育结构转型的需求。
(二)以双管齐下为策略,补齐教育供给短板
教育板块作为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水平的内容之一,被列入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短板”任务之中。也就是说“,补齐教育供给短板”既是教育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也是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因此,我们要充分用好两个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利好政策,建立以双管齐下为策略的教育短板补充机制,有针对性的抬高“教育底部”。一是抓住精准扶贫的契机,健全教育扶贫机制,推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教育上台阶。一般来说,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教育相对落后,这既是贫困之因,也是贫困之果,扶贫要扶智,发展教育很关键,因此,要争取将一部分扶贫资金用于发展其教育,以实现长期脱贫的目标。二是抓住农村公共服务提档升级的契机,健全农村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加大对义务教育农村师资、寄宿制学校“、三通两平台”等教育要素的供给,尽快缩小与城镇教育的差距。三是抓住“全面落实二孩”政策的契机,健全学前教育普惠机制,推动建设公办幼儿园,扩大普惠幼儿园占比。四是抓住推动创业创新的契机,构建大中小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创客多方协同的新型创业创新机制,大力实施创业创新教育,弥补创新驱动能力不强、高技能人才和创新人才不足的短板。
(三)以主动作为为取向,确立教育尺度之维
经济增长与发展对教育提出要求,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则是,教育也对经济增长与发展提出要求,两个方面就像一个铜板的正反面,不可分离。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注重前者,忽视后者,教育成了被动应对的“角色”,“说不起话”。要纠正这样的看法和做法,关键是要建立以“主动作为”为取向的教育尺度衡量机制。在衡量经济领域结构性改革成功与否的尺度中,不仅要有“经济增长”这把标尺,也应该有“教育发展”这把标尺。教育是慢的艺术,人才成长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不顾教育基础,不能不顾人才培养基础,脱离实际地搞“高大上”的经济项目,完全脱离教育所提供的人才实际的经济改革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对此,经济领域供给侧改革的“操刀者”不可不察。同时,教育工作者也不能够袖手旁观。一是建立教育尺度体系,对用什么样的教育尺度去衡量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败等问题做出明确具体的回答,为推动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教育人的应有贡献。二是精准评估教育基础,对当下的教育现实基础、人才培养基础等做出全景式扫描
和精确定位,发布《教育、人才基础与产业发展建议》,为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基础数据和参考依据。三是深入研究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明确在现有经济基础之上,对教育供给数量、结构和质量的合理区间要求;在现有教育基础之上,经济领域供给改革的“施策空间”,使经济领域供给侧改革和经济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协同相互匹配,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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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李克强.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EB/OL]. http://news.ifeng.com/a/20160305/47702643_0.shtml,2016-3-6.
[2]赵玲玲.供给侧改革加速国企清退“僵尸企业”[N].北京:中国企业报,2015-12-07.
[3]贾康.供给侧改革五题[N].上海:上海证券报,2015-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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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金海年.新供给经济学的主张与应用[M]. 北京:中国经济报告,2016.
[7]熊丙奇. 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得抓牢牛鼻子[EB/OL]. http://news.163.com/15/1229/01/BBVEASPC00014Q4P.html.
[9]贾康,苏京春.“五维一体化”供给理论与新供给经济学包容性边界[[M].北京:财政研究,2014,(11.
                   
注:
原文刊登在《教育发展研究》2016年第3期。
刘云生,重庆市教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处长,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栏目编辑  潘丽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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